古人笔记的不可信

古人笔记浩繁,且记录的事情头绪繁多,甚至互为矛盾,盖古人因种种考量而下笔,或出于隐讳,或出于好恶,或出于孤陋,或出于炫耀。且多耳食之言。夸大其辞,避重就轻是难免之事,甚至颠倒黑白,指鹿为马亦多有其例,后人也因种种原因有意或无意地遮掩真相。今举两例。

元朝周达观随官出行至真腊(今天的柬埔寨),著有《真腊风土记》,其中说到柬埔寨的女子在生产之后,“即作热饭抹之,以盐纳于阴户,凡一昼夜而除之。以此产中无病,且收敛常如室女。余初闻而诧之,深疑其不然,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,备知其事。且次日即抱婴儿,同往河内澡洗,尤所怪见。”

周达观的这一记录我觉得很可疑,应当是道听途说、加以附会,这可根据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,除非当年的柬埔寨女子生理构造不同于今天。这类虚假的笔记很多,大多数也能根据科学知识做出判断,但有些笔记却非当事人不能知。比如:

苏轼科考,作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其中有一句“皋陶曰‘杀之’三,尧曰‘宥之’三”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此事,说梅圣俞和欧阳修都不知此中典故出自何处,揭榜之后,欧阳修索苏轼问之,苏轼答曰:“何须出处!”

此事在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中另有版本,苏轼答欧阳修说,“事在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注。”欧阳修查完后,依然无所见,后又问苏轼,苏轼说,“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。孔融曰:‘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。’操问:‘何经见?’融曰:‘以今日之事观之,意其如此。’尧、皋陶之事,某亦意其如此。”

同为宋人,二者的记录已互相矛盾,尤令人生疑的是,苏轼所用典故并非杜撰生造,“三杀三宥”见于《礼记》:

五庙之孙,祖庙未毁,虽为庶人,冠、取妻必告,死必赴,练祥则告。族之相为也,宜吊不吊,宜免不免,有司罚之。至于赗赙承含,皆有正焉。公族其有死罪,则磬于甸人。其刑罪,则纤剸,亦告于甸人。公族无宫刑。狱成,有司谳于公,其死罪,则曰:“某之罪在大辟。”其刑罪,则曰:“某之罪在小辟。”公曰:“宥之。”有司又曰:“在辟。”公又曰:“宥之。”有司又曰:“在辟。”及三宥不对,走出,致刑于甸人。公又使人追之,曰:“虽然,必赦之。”有司对曰:“无及也。”反命于公,公素服不举,为之变。如其伦之丧,无服,亲哭之。

只不过这是周朝的事情,苏轼临场误记为尧的事情了。梅圣俞、欧阳修皆为大家,依其学识修养,不可能不读《礼记》,所以不论是陆游还是杨万里的记录,此事有无尚且存疑,更不必论其中的细节了。二人的细节记录又互为龃龉,则更显得此事可疑。可疑是可疑,但不能定论,因为毕竟不能起苏轼欧阳修于地下而问之了。

不过,对我们来讲,几十年之前的事情,记载就已经大相径庭,官方遮盖繁多,民间八卦不止,故真相之不可知不独古代是然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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